Friday, May 15, 2009

50

wow,原來50年了
有幸在木人巷度過數年時光
還不及它歷史的十分一
對李小姐最後一分鐘才交稿的作風猶有餘悸
不過她的意見大部分都能代表我的意見
事過境遷
好壞對錯,天堂地獄
都付笑談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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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壞對錯都源自《明報》
明報.世紀.2009年5月15日

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,但飲了酒會跳上枱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:自記憶深處搜尋,我對《明報》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,不是政治新聞,甚至不是新聞,而是肥伯的4餸1湯。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。每天黃昏6時,頂樓飯堂開了10幾張小圓枱,枱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,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,悉隨尊便。同事自由組合,5、6個坐滿一枱開飯,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、8個,以免有人落單,像一家人。

廚師肥伯,胖嘟嘟,一頭白髮,架著粗黑框眼鏡,白色背心加短褲,笑容滿面滿場飛……由飯堂再通到天台,那時候,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,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。風光明媚。

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,4餸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。每月發糧單的時候,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,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,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。我甚少光顧。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,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、16 小時(記得當時年紀小!),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。

當年《明報》遲稿是出名的(V按:唉...),行家中除《信報》應無可匹敵。晚上趕發稿,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。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,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,我會哭。可幸吾道不孤,不愁沒有飯伴。

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,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,比看心理醫生有效。好長一段日子,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,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。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,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,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床休息。多謝關心。

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,一如對新聞的追訪,鍥而不捨。深夜,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,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,大快朵頤。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,老闆挺慷慨,《明報》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。後來少去,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,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。九七回歸前後《明報》政治組同事,一定去過這間小店。

卓是跑法庭新聞的。我好多法庭知識,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,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。我也從不吝嗇,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。日子過得好快。

我和卓都是在《明報》採訪部長大的。我一直以為,我和《明報》最大牽連,是我對新聞的處理,自問相當認真,但稍嫌太多包袱——雖然旁人未必察覺,自己卻心知肚明。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,嗯,不是,不是新聞, 我在《明報》最大收穫是人情。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《明報》打過工。

1986年入職《明報》,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、昭。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,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。我曾經以為衡會是《明報》第一位女總編輯,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。然後,是跟立法局的眉。她令我知道,除了愛情,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,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。跑國際新聞的娟姐,在《明報》沒有往來,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。她來自《明報》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、失儀失禮——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。今日,離開《明報》8、9年,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,也是《明報》舊同事。

《明報》同事交情實在好。當年《明報》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,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,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。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。其實《明報》甚少要劈開的冰山,只是《明報》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,無力再搞「館外情」。

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。同事交情好,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,《明報》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。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?留得太久。客觀原因則是《明報》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,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,日久自然生情。

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,凝聚友情:我們有共同敵人。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,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,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。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,他要求同事做的,自己一樣做。

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,可以怪他,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,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。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《明報》,按他的演繹是「誤入歧途」,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,當時我已積習難返,好的壞的對的錯的, 統統源自《明報》——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。

沒有《明報》地獄式訓練,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,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。多謝。

文╱李慧玲《明報》前新聞總監